清华大学55岁的保洁阿姨邢国芹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在没有乐理基础、看不懂五线谱的情况下,她依靠下班后偷偷自学,弹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她的一夜爆红再次说明氛围的重要性。正如她自己所言:受清华艺术教育中心的工作环境感染,爱唱歌,也喜欢听钢琴演奏。可想而知,假如她身处于一个浑浊的环境里,周围人浑浑噩噩地活着,她还会有此清趣上心吗?很难!
“北大保安哥”的故事,亦能说明这一点。北大保安许文龙英语词汇量超一万五,不仅考上了本科,还立志考研。有媒体报道过,到2016年,北大保安考上大学的人数增加到500人,其中大部分是大专,少量本科,还有12名研究生。某种程度上,他们是现实版的“扫地僧”。
氛围之重要,并不只体现于制造一个个“扫地僧”,而是让沉浸其间的后生,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,从而改变成长路径,甚至改变命运。
作家汪曾祺回忆过,其祖父喜欢喝了酒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背唐诗,汪曾祺的父亲则精通金石书画,还拉得一手好胡琴。汪曾祺认为父亲对他的人生影响大。明朝大画家唐伯虎的父亲,虽然是一个生意人,但读过书,向有“贾业而士行”之称,对儿子的读书从仕颇有期望。
这两家都是当地商户,但唐伯虎和汪曾祺没有成为生意人——唐伯虎荒村卖画显然不能算入“从商”——其所面对的氛围和家教,功不可没。
这些例子让我想到儿童时期受到的民俗艺术启蒙。我七岁时,经常在外婆家做客,观其剪纸,某日悄然寻些红纸,照葫芦画瓢,剪出双“喜”字来,令小小的山村之家起了一阵波澜。
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,文化气息不浓。但我那从苏州退休回乡的爷爷把线装“三国”视为生命,我的堂叔爱在煤油灯下读知识类杂志,我的表叔爱写作且善刀刻门笺,他们在下意识中为我搭建起了一个艺术熏陶的空间。这个空间,不同于我的农民母亲、药师父亲所建立的成长环境。但两者是并存的、互相“贯穿”的,例如,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毫无文艺细胞,但他们会省吃俭用为我适当订阅书报。
我十岁就“看会了”表叔的刻门笺技艺,十二岁就接过表叔的活,为自家和亲友家完成这项事务,还能自己设计出门笺图样,并由此爱上了篆刻。十三岁时,我就用堂叔送我的废品站白纸装订出文学笔记本,开始摘抄文学名句。我日后能成为一个带着文学梦想远行且半辈子写字为生的“手艺人”,而不是一个在村庄的一亩三分地自我满足的人,该感谢的是这个粗陋却温馨的文化氛围。我并不可为此自命不凡,但显然,这个难能可贵的氛围让我发现了更多活着的意义,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活法。
很多人为了把孩子培养好,注重请名师、找路径、听“宝典”,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些方面不能说不重要,但肯定不是主要的。很多时候,孩子自身是有从善意识及识别能力的。与其对其滔滔不绝地规训,不如让他们置身于一个富含人文“营养”里,允许他们自我作出“选择”——大人大可放手,只需在孩子关键的关口,给予一些适当的建议即可。
为此,家长还需避免孩子走入“氛围误区”。“孟母三迁”的典故揭示了“坏”氛围的“坏”影响。人都是有惰性的,也很容易受环境影响。积极向上的环境促人发愤,消极低迷的环境诱人沉沦。我曾用过一个笔名“费十年”,意思是懊恼青年时代,浪费过不少时光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不怎么读书写作了,成天和他人锁上门打扑克,越打越沉迷,导致书桌布满灰尘。那时身边很多人也如此,被纸牌娱乐简单粗暴的快乐所“控制”。直到我被骂醒。
还应该看到,适合成长的氛围是不够的——事实上氛围可谓“成功”的首要条件——还得有远大的志向,还得勇于追求。有人身处诗书家庭,却走上歧途,何故?胸无大志,极易自我满足、被更多诱惑“劫持”。
有自我要求,内在驱动,志向、意志之坚,至关重要。这位清华保洁阿姨被音乐氛围感染的结果其实是有多种的,例如,被音乐迷倒,自此爱上听钢琴曲——这已经不简单。但她的梦想是“进阶”的,她想成为一个“演奏家”。她需要这份“更大目标”激荡起的雄心。惟其如此,她才会“自讨苦吃”,边哼着歌,边去按琴键,尝试把歌曲的调找出来,反复摸索。
没有向上之志,就没有努力的方向。一个思想前进了三千里的人,才能用心自己的行动为之发愤。如此,即使是一名保安,一名保洁阿姨,许多人眼中的“底层”,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奋斗,“鹤立鸡群”,卓尔不凡。
周星驰有一句的台词:做人如果没梦想,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?“满足”现有环境、小小的突破,是有害的意识。相反,在平凡的人生境遇中,立志成为一个特别的人、一个更“厉害”的人,满满的内在动力,帮助一个人克服困难,为了梦想而奔跑不息。